林伯强：电改或会跨出一大步
——专访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 发布时间：2015-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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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强：电改或会跨出一大步
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家李佐军所称，“必须承认环境与经济之间有一定的矛盾，但社会的目标是多元的，需要经济发展，也需要好的环境”，因此平衡需要不断被重建。
在小康社会建设的终章，质量和效率代替规模成为新的追求—或者至少与规模并重，虽不是主动为之，但无疑是正确的方向。
在中国经济遇上三期叠加时，能源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需求旺盛到需求疲软，并且暂时看不到回暖的迹象。
长期研究能源问题的林伯强教授却认为，目前需求的低迷刚好提供了一个能源价格和体制改革的良机。
林伯强，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经济学博士，现任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2008年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家能源委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价格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事理事会能源安全分会主席。
在接受专访中，林伯强表现出了对“十三五”规划能源领域改革充分的信心。
能源环境有了大变化
问：与“十二五”相比，“十三五”在能源方面面临的大变化是什么?
林伯强：首先是能源环境较大的变化。“十二五”期间，能源需求旺盛而供给比较紧张。但“十三五”的时候需求就比较弱，能源需求增长也比较缓慢。—这是能源行业的大环境，这个大环境对能源行业来说影响大。
以往，能源企业只需要不断扩张、满足需求就是成功的，企业规模可以不断做大，产值和收入不会下降。目前需求疲软，价格在下降，能源企业不能靠扩张，而必须通过提率，来取得盈利，获得发展。
大环境不同，使能源企业今后发展的导向发生变化。因此，“十三五”对于能源企业来说是一个转型期，而转型都是很痛苦的。
以往可以比较粗放地增长—其实管理层相对容易，快速增长使得盈利数字都那么大。但今后能源企业能不能盈利，跟谁当领导就很有关系，因为今后要靠效率，靠企业管理来盈利，比以前要难得多了。这也要求政府从政策上来配合能源企业，进行根本的转型。
林伯强：电改或会跨出一大步
因此，“十三五”规划跟“十二五”规划在能源领域的区别就是，“十三五”改革的分量会比较大。通过政府层面的宏观改革与企业层面的微观改革相配合，来实现提率，渡过需求快速下跌的难关。
问：你此前接受采访时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能源革命目标可以完成，你的信心从何而来?
林伯强：信心其实来自于几个方面。
首先是能源市场环境变化比较大，使得能源革命显得比较迫切。能源方面，政府政策和能源行业都需要转型，因此很迫切地需要提率。
其次是政府的决心比以往要强得多。改革通常需要政府来推动—而能源革命特别需要。
然后是能源供应比较宽松—在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讨论能源革命确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很大程度上，能源发展首先必须要满足国民需求，这是要务，因此只能先保证规模发展。也就是说在快速增长的过程当中，效率不是重要的，满足需求是重要的。
同时，能源改革，特别是价格改革往往会触动老百姓的利益。对老百姓来说，“利益”的定义特别简单，就是改革不要导致涨价。在能源价格疲软的时期，改革不会导致涨价—在“十三五”中无论怎么改，我认为价格上涨的可能性都非常小。在价格不上涨的前提下，获得公众的支持比较容易—公众其实只关注改革后的价格，而并不关注改革的方式，这样改革获得公众支持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所以说“十三五”是能源领域改革的很好机会。在中国，老百姓接受不接受，对改革的进展至关重要，所以我觉得“十三五”大多数能源改革目标有望完成。
发展清洁能源靠太阳能和风电
问：这次的总目标中要求低碳循环。碳排放的目标是否能够达到?
林伯强：实现我国对于国际社会承诺的碳排放目标没有问题，因为咱们承诺的都是相对性指标，不是性指标。根据目前发展情况，相对指标都是可以完成的。由于能源需求，特别是煤炭需求下滑得很快，这些目标都是能够完成的。
因此这些目标不需要特别去关注，包括2030年左右中国碳排放达到峰值，都不是个问题。
问：那么，实现“十三五”规划能源目标大的挑战是什么?
林伯强：是能源结构调整，即在“十三五”的末期，清洁能源要占能源消耗中的15%。这是一个挑战，因为根据这个指标，必须生产出那么多的清洁能源来—并且市场终端能够将它用掉。
传统能源在中国很明显供给过剩，在这一前提下你要生产出15%的清洁能源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清洁能源受限制—像核电受到六年工期的限制，今天批建的核电站要在2021年才建好，就不能算入。水电可能稍微快一点，但受到潜能的限制—必须要有合适的水资源，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建。
工期比较短的而且可大量建设的，就是太阳能与风电。这也是近年风电发展快的原因—满足发展清洁能源需求，短期来说比较快就是这两类。发展清洁能源只能靠这两类。
能源体制改革是改革核心
问：“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到了“能源革命”，为何在这个节点上提出?
林伯强：我觉得在这个节点上提出，其实跟能源环境发生变化有直接的关系。能源环境发生变化，就需要产生革命性的东西，来支持支撑接下来的发展。
比如，今后如果储能技术在2020年或2025年的哪一天一旦成功被突破，并且质量、稳定性都非常高。那么仅厦门市就可划分成60个区域，每一个小区域形成一个微网，铺设太阳能板和储能设施—上面铺太阳能板，下面储能。小区，这个城市就可以单独给自身供电。加上电动汽车替代石油，人类的能源供需将有革命性的改变。，甚至不再需要电站。这样革命性的情景在电动汽车行业等很多方面都将可以看到。
问：你曾提到，四项能源革命，分别是能源生产、能源消费、能源技术和能源体制，那么它们彼此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要有能源体制的改革，来带动其他?
林伯强：能源体制的改革是核心。能源生产革命、消费革命、技术革命其实一直在进行，从未间断过—不论提不提，它都在不停发生。但唯独体制革命是需要特定的环境和机会，唯独能源体制革命必须由政府来推动。它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发生，不像其他三项革命那么连贯性—特别是技术方面，即使讲“革命”，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能源生产、技术与消费，都不可能在某一天有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打破体制就可以，比如电动汽车政策发生变化，整个行业就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必须把体制革命改好了，才能拉动、促进其他几个方面的革命。
同时，“绿色发展”其实是政府的行为。大家都懂支持清洁发展的道理，但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必定选择便宜的能源，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外部性。市场解决不了，就只能政府来解决，必须政府主导—通过投入大量资金，而不仅仅是进行政策引导。
问：能源体制改革进行到哪一步了?
林伯强：比如，电力体制改革很可能就在“十三五”跨出一大步—把销售端放开，价格方面先把煤电联动做好。虽然政府可能还不会把电价定价全部放开，但在一定的范围内—比如20%、30%的范围放开，我认为是没问题的。
煤电联动机制下个月或许就有可能调整。其实上半年也做了，下个月应该就有可能有个调价的过程。电力改革明年应该就全面铺开了—“十三五”期间花四五年功夫，配合体制改革，在一个范围放开，完全是有可能的。
补贴政策也需要改革。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对穷人的补贴很简单，政府直接给穷人钱、给补贴;而我国现行在做法是把工业电价调高，把居民电价调低，进行交叉补贴—看上去好像是变成企业补贴居民。
这一政策制定的历史原因，可能是以往政企不分。现在需要改革，真正政企分离，是早期政府没有钱，企业与政府也不分。现在政企分离，并且政府的收入也有增加，财政也比较宽松，所以现在政府其实既有能力、有责任也有这个必要这么做，改交叉补贴为直接补贴。
应当更重视支持储能技术发展
问：各方面都看好电动汽车在“十三五”期间的发展。你怎么看?
林伯强：确实会有比较大的发展，但这是因为它目前的基数太小，所以怎么讲“快速”都不为过，但就现在看量还不会特别大。
电动汽车行业真正要做得好，储能技术必须突破，到时谁也拦不住它的爆发。目前的储能技术不过关，是成本比较高，第二是容量不够，第三是整体的质量稳定性还不够。目前的电池价格太高、容量不够，开始用很好，慢慢就越来越差—手机电脑都是如此，电动汽车行业的储能，以及太阳能储能，或者是整个电力系统储能，都是同一道理。
比如，特拉斯承诺7年内能做到电池续航1000公里左右，打个70%的折扣，600-700公里，目前加满一桶油的车，也是能开600多公里—那么车主晚上开回家，把它一插，明天早晨又能开600多公里，甚至比加油还方便，因此电动汽车的发展会是爆发式的。当然，有个大问题是价格必须足够便宜，这是电动汽车要完成的事情。
但储能技术的进步肯定需要政府支持—它需要企业用大量资金进行研发冒险。储能技术是可再生清洁能源的一个核心部件，离开它，清洁能源走不远—目前国内用的电池很多都是外国的。
“十三五”规划已经把储能放进来，在绿色发展当中提出了储能的重要性，但还应该更进一步，把它作为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来做。目前，其实政府在税收、贷款方面都有对储能的支持，无非是重视和支持的级别要再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