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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大数据/主体/客体/中介/内容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治国理政思想的方法论研究”(项目号：15BKS063)的阶段性成果。
 

　　原发信息：《天津社会科学》第20171期
 

　　自从人类开始挑战大自然的时候就有了数据，工业化的浪潮使得摩尔定律产生两个后果，互联网的兴起和产业的数字化，这两者的结合就是数据的增加，使数据的量、运行速度、类型发生质变，人类从此进入大数据时代。然而，作为知识神话的大数据，并非信息化时代才出现，古代就有了大数据，但古代并不是大数据时代，因为，不仅古代的数据量无法和今天相比，更主要的是古代还没有形成大数据意识。上起黄帝(约公元前2550年)止于明亡(1644年)的《二十四史》计3229卷，约4000多万字，它就是大数据，除正史之外，历史上各种书籍、记载和传说，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遗产更是大数据。公元前300-公元48年，亚历山大图书馆收藏了50万卷的图书，几乎涵盖了当时我们学习的各个领域。玄奘(602年-664年)于贞观元年一人西行五万里，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取真经，与弟子共译出佛典75部(1335卷)。在今天看来，这些知识构成完全可以被称为大数据。大数据分为广义大数据和狭义大数据，广义大数据是指大量的信息集群，狭义的大数据是指智能化技术生成的大量非典型的数据形态。
 

　　一、大数据时代实践主体的自主建构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大数据是人的生产物，并已全面介入人类的实践之中。然而我们绝不能把大数据仅仅理解为人与世界的一种中介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主体是“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①的体系，因此，人本身也成为大数据，即诞生了“大数据人”，但这是一个不断自我建构的过程。
 

　　(一)主体自主地构成自己
 

　　从古希腊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到黑格尔“自己构成自己”②，人类对自身的认识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它表达了人类对自身认识的深化，简言之，没有“自己构成自己”，人类不可能“认识自己”。尽管黑格尔天才地发现人类独特的自我建构形态，并把理论思维提升到一个从未有的高度，但他的构成模式是“从单纯性中给予自己以规定性”③，属于“概念到概念”的纯概念和纯思维活动，即创造了富有独见也失去现实性的“思辨哲学”。列宁指出：“‘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真正认识的、不断认识的、从不知到知的运动的道路(据我看来，这就是关键所在)”，并且“应当从‘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中引申出来”④。列宁给予了“自己构成自己”的唯物主义道路，并把自我构成自己的概念运动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特别是引申的路径是从不知到知，从人的级本质到第二级本质的不断构成过程。然而，在传统时空里，人类对自我的构成更多停留在被动、不自觉和缺乏现实感的“概念的狡计”之中。大数据的移动互联使得即时性和功能性强大的个人终端在与外部世界的数据交换与虚拟实践中，对自我的行为与思维进行更自主和更可实现的反思与重排。同时，大数据概念的形成与演进既是智能化技术的“自然生活”，又是人类的理论思维的“引申”。它是人类用概念(大数据)把握世界的对象性思维，也是对概念(大数据)的思维，即是人类掌握辩证思维后的思维形式。通过对大数据概念的反思与建构，人类进一步揭示出自身更丰富的主体性，是用新的“人的尺度”把握新的“物的尺度”和“对象的尺度”，进入了具有更高独立性、自主性和现实性的自己构成自己的“概念的艺术”⑤系统之中。
 

　　(二)主体表现为所有个体性的整体性
 

　　传统的主体的整体性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个体服从整体的整体性，即卢卡奇的总体优先，“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归结为一个总体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⑥;另一种是整体服从个体的整体性，即黑格尔的“生命本质上就是其一切部分的完全流动的互相渗透，即对整体漠然无关的那些部分的互相渗透”，各部分“在自己的内部不止息地使自己分解，而只创造整体”⑦;前者表现为整体主义，后者表现为个体主义。而在马克思看来，现存的社会是用利己主义(个体性)排斥利他主义(整体性)，例如剥削;或用利他主义叛离利己主义，比如劳动异化。反之“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⑧。换言之，共产主义既不用个体性排斥整体性，也不用整体性压制个体性，是所有个体性充分释放的整体性。大数据时代的主体性具有共产主义整体性的意蕴，即充分包容共同体中每一个个体的个性发挥，并紧密联结在一起，表现出与传统不同的新的整体性和个体性。由于每一个个体处于各种不同的数据群中，不再是孤立的个体，个体既是数据的终端，也是数据的起点和数据链条的联结点，个体间从传统的弱联结走向强联结，而个体性表现为个体与群体的数据交换能力;同时整体不再是个体的机械性和离散性集合，而是个体对他者具有数据与信息强依赖关系的群;整体成为个体展示个性的自由切换的平台，而整体性呈现为个性的激发和集聚能力。此时，整体表现为所有个性化的整体，个体是整体化的个体;整体不再忽略个体的存在;整体性和个体性都以对方的形式获得自己的存在。这既是人类个性化时代的到来，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正形成。可以说，没有数字空间、网络世界、大数据共享，人类化仅仅是初级化，一个以网络联结和大数据共享的整体性为前提的化是化或新型化。同时，在数字网络和大数据的共建共享环境下，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医疗、生态等发展的个体性次获得了高度的社会性、共通性和整体性，同时，人类也因此开启了社会物质资源与精神智慧的众创的新实践模式。
 

　　(三)以求解性为初始条件的求知性
 

　　柏拉图把哲学直接理解为知识或追求知识本身，但哲学所追求的知识不是部分的知识而是整体的知识或整体的沉思，其中，整体和下沉是哲学家把握知识的两种视野或方法。但是，柏拉图给予这个目标的中介系统是“完善的人的整体”和“统治者应该做什么”的命令性。然而，这两种中介系统在大数据之前始终处于理论知识阶段，而不能发挥中介的作用，因此，整体性知识和下沉的知识未能真正获得，被历代哲学家所声称的都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
 

　　从人类的实践史可看到，人类存在两种实践方式可以选择，一种是求知性实践，即运用知识的实践，另一种是求解性实践，即运用知识的知识进行实践，前一种是知识的物化，后一种是知识的知识的物化。人类把握的方式是从知识的物化逐步过渡到知识的知识的物化，即从求知性逻辑向求解性逻辑演进。进入大数据时代，人类的认识逻辑呈现更为复杂的形态，一方面，抛弃求解性，专注求知性;另一方面，人类进入更高层次的求解性。
 

　　舍恩伯格认为：“知道‘是什么’就够了，没必要知道‘为什么’。在大数据时代，我们不必非得知道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是要让数据自己‘发声’。”⑨在舍恩伯格等人看来，大数据时代改变了人们通过寻找事物的原因来把握世界的习惯，相比“为什么”，人们更关心“是什么”。我们知道，因果关系是相关关系中的特例，人们之所以选择“是什么”，不选择“为什么”，依舍恩伯格的解释是，因为，追寻“为什么”的工作量的巨大以及大数据的复杂性和“非线性关系”，而“知道相关性是什么”更能接近事物真相。
 

　　舍恩伯格的错误在于他看到了大数据的求知现象，却未能进入大数据的求知本质。因为，之所以有大数据的“是什么”，是以“知其所是”为前提的。大数据的“大”的内涵其一就是大量的工作用于进入形成知识的知识领域，掌握知识的知识的物化方式。大数据形式上是知识生产，本质上是知识的知识的生产。
 

　　人类历史是对经验、思维等知识不断认识和建构的过程。与舍恩伯格的认识相反，迄今为止，人类的实践更多的是求知性逻辑，即是对一种定义性知识的认识，包括问题与原因。这种对原因的认识也是一种定义性知识，是确定的、静止的和可解释的。在对定义性知识的认识过程中，尽管也存在策略性选择，但这种策略更多是感性的、经验的和模糊的，即使在理性主导下，策略性选择也是有限的和树状分叉型的，而大数据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二、大数据时代实践客体的“复变”形态
 

　　大数据时代的客体是以非传统形态的复变为基本特征，其中的“复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复杂性，即大数据的客体比小数据的客体更为复杂和多变;二是复元或多元的变革，即大数据客体中的任何一个系统或子系统都没有一元性或单一性的独立运动形式，大量系统以复合形式存在;三是大数据引发我们思维和行为在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复归。
 

　　(一)同一性范畴的破缺
 

　　大数据打破了真与假的界限，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假”概念的内在同一性丧失了，即“真”不再是真，“假”不再是假，这是由于：(1)数字化技术使得虚拟的对象被我们感性地感受到，有体验的“真”，但另一方面，它仅是一个数字化存在，没有真实事物的分子、原子构成和新陈代谢过程，是“假”的存在。(2)数字化的视听技术使得高保真的画面和音质，比真的还“逼真”，谁更真?谁更假?(3)大数据时代的数据统计和事件传播使“真相”难真，或者根本没有真相，“真相”就是一次接一次被澄清的无限序列。
 

　　同样，人与机器的概念也变得模糊，智能技术使得机器人具有人和超越人的能力，甚至机器也有情感，以及机器具有了像人一样的自我学习能力，摆脱人的控制，自我编辑，甚至反过来编辑人类，控制人类;人也因为与机器的结合，使人具有像机器一样的能力，比如计算能力。数字化传播的客体是连续的，但中介是间断的，主体是通过间断性去把握连续性，主体的连续性视角实际上是间断性的幻觉，即间断性的快速连接。这样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独立性削弱了，彼此概念的内在同一性瓦解了。同样，性别、有限与无限、宏观与微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等概念间的对立性与斗争性消失了，同一性也必然失去存在的前提了。即是说，大数据时代，我们需要对传统的概念进行重新定义，重新认识。
 

　　就大数据的技术根基二进制本身而言，正受到量子计算的否定。普通的数字计算机执行的是0和1二进制逻辑，而速度更快、容量更大、模式更新的量子计算机之运行源于量子逻辑，可以计算0和1之间的数值，其不以元素为基本运算单元，而是以集合为基本运算单元。如果把1称为存在，0称为不存在，那么0-1之间是存在中的不存在，不存在中的存在，量子计算是对存在与不存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概念的挑战，使存在与确定性概念失去了同一性。
 

　　大数据时代由于每一个人时刻处于数据信息的传递与生产之中，信息的干扰与交叉，传统“主流通道”的传播与接受功能日趋弱化，特别是对于政治模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观点的形成，人人都是“思想家”，相比小数据时代，价值观的独立性增强了，同一性减弱了。
 

　　(二)稳定性范畴的跃迁
 

　　稳定性是指一个系统在一定的外部因素作用、扰动下，通过自身的信息感应、反馈、交换、调整等过程，继续保持或回到原初平衡状态的性能，或者说，按照人的目的和意愿进行行为干预的可实现能力。稳定性是事物存在和可持续的依据。
 

　　大数据时代由于信息传递的加快，技术的不断创新，新数据的涌现，扰动因素的迅速增加，稳定系统会不断发生变形和不适应，变为不稳定系统，但同时，由于系统的自组织能力以及存在大量的可接收和可选择的扰动因素，不稳定会趋于新的稳定形式，以不同于原来稳定态的超稳定和亚稳定态存在。
 

　　超稳定是指原有的稳定形态受到干扰，系统进入另一种形式的稳定态，是对原有稳定形态的超越。超稳定态会比原有稳定态更，更具有对新环境的适应性。系统也从稳定到不稳定再到新稳定进行了一个循环，但发生了质的跃迁。亚稳定是介于稳定和不稳定之间的中间形态，会向稳定和不稳定两个方向流动。亚稳定既是走向未来稳定的准备，也是现有稳定性的反向力量。大数据时代出现亚稳定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1)数据独裁与反独裁的矛盾;(2)数据的量子性;(3)专家系统的崩溃。大数据系统一般都是多变量系统、开环系统、非线性系统和多级系统，大多处于有限稳定性或亚稳定性状态。
 

　　由于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超稳定和亚稳定的基础上会形成多稳定系统，它比其他系统具有更高的层次性。多稳定系统是由若干个彼此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子稳定系统或子亚稳定系统所构成，是一种复合型系统。多稳定系统的稳定性和单一系统的稳定原理并不完全相同，不必像单一系统调动系统的全部元素去适应和调整扰动变量，而是用某些子系统去承担稳定性的工作。多系统的形成是由于外部因素，单一系统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需要系统的一种“联结”，形成系统稳定链，使各系统的稳定性向更高形态生成，形成系统迁移的有序性。以生产力系统为例，任何国家的生产力都是生产力系统中的子系统。
 

　　(三)有序性范畴的回归
 

　　有序指的是事物诸联系的秩序性和规则性，反之，无序是诸联系的混乱性和混沌性。有序和无序是事物的一对矛盾，它们同时存在于事物之中。有序是维持事物的特定质的内容，无序是消解事物质以向新的质转化的内容，其彼此的矛盾运动决定了事物的发展趋势。社会形态由低级向发展是一种有序运动，宇宙大爆炸则是一种无序运动。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在自然过程中，一个孤立系统的熵不会减少，即一个不受外界影响的孤立系统，其内部自发的过程总是由有序的状态向无序的状态进行。换言之，人类生活世界更多的独立系统是处于无序状态。无序向有序发展，低级有序向有序发展，需要消耗一定的物质和能量，去抵消无序的抵御。世界上一部分事物向有序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另一部分事物向无序方向发展。我们不能地认为有序比无序更有价值。
 

　　大数据在多维度上呈现它的有序性：(1)有序与整体相关，有序性寓于整体性之中，事物之所以有序是因为它承担系统的系统质或整体质。“人的孤立化，只是历史过程的结果。人表现为种属群、部落群、群居动物——虽然决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政治动物。”⑩古代人表现为种属群、部落群、群居动物，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变革使人孤立化，依据大数据技术的各种虚拟社群，使人在脱离现实世界中重新结合在一个新世界之中，产生另一个“我”，无数另一个“我”形成一个个新的部落群，产生一种群居的回归感和秩序感。(2)在物联网世界中，“物”通过程序被秩序化，而人与物的融合使秩序化传递到人，人的生活世界和物的世界都获得一种程序化的秩序化。(3)大数据时代，一切存在和关系都被数字化、数据化、编码化，数字、编码成为强烈的时代符号。二维码深刻地表达了人类的秩序化生活和编码时代。(4)有序性还与事物的对称性相对应，事物运动越有序，对称性越丧失，反之，越无序，对称量越增加，像布朗运动的熵无限大的无序状态，也是对称的状态。所以，熵也是衡量事物对称性的参数。大数据的基本特征是信息量的巨大和信息在时空分布的不均匀和不对称，它反映了世界正从无序向有序剧烈变动。信息量的每一次增加，是一次对称与平衡的打破，也是无序向有序的一次迈进。因此，大数据的本质是重建世界的有序性。这种有序性的基本要素是建立新关系的群居部落，是向人的本质的一次根本性复归。然而，不同于原始群居部落，大数据时代的人类群居部落是以数据为中介，同时，他们是政治意义上的政治动物，即每一个人均具有数据化的政治身份和政治意识。
 

　　三、大数据时代实践中介的革命
 

　　大数据作为人与世界交换的中介革命，标志着人类从小数据生存方式转换为大数据生存方式，大数据将成为人类历史进程新的元点。广义大数据向狭义大数据的历史转换，促使智能化数据平台的形成和人类中介系统的突变。智能化数据中介系统引发人类解释世界方式和构成世界方式的革命，概言之，大致有如下几种：